【盛沃释法】精神病人犯罪，刑罚边界如何界定？

2025-12-23 17:24:38

家门口本是最安心的港湾，却沦为生命的终点。” 成都女子王某雅家门口被害案自案发以来，始终牵动着公众的心弦


当“精神病人犯罪”成为案件核心标签，舆论场上关于“患病是否等于脱罪”“如何平衡惩戒与保护”的讨论从未停歇。


如今一审判决尘埃落定，这起案件不仅关乎两个家庭的命运，更折射出精神病人犯罪背后的法律边界与社会治理难题。借此，我们结合判决细节展开普法解读，厘清精神病人犯罪的法律认定逻辑。




案件最新进展：一审宣判死缓，争议焦点尘埃落定？
AI 造假骗退款：绝非 “薅羊毛”，而是涉嫌违法犯罪11 月 25 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 “依法惩治家庭暴力犯罪” 新闻发布会，副检察长葛晓燕重磅宣布：检察机关正式将具有稳定共同生活基础的婚前同居关系认定为 “家庭成员关系”，同时将精神虐待、经济控制等隐性暴力明确纳入家庭暴力惩治范围。这一司法实践创新，标志着我国反家暴保护网全面升级，精准回应了当代婚恋观念变化与社会治理需求。


2025年12月20日，备受关注的成都27岁女子王某雅家门口被害案一审公开宣判。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梁某滢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回溯案发经过，2024年6月9日，梁某滢在小区内无故敲门滋扰，在敲击王某雅家门时吐痰，王某雅联系保安到场后开门质问，双方发生争吵抓扯，梁某滢持随身携带刀具捅刺、切划王某雅左胸部、头面部等处，致其急性大失血死亡。
 
法院审理查明，梁某滢此前就多次因吵闹、滋扰住户被报警，民警已要求其家人严格管理。庭审核心争议仍围绕梁某滢的精神状态——鉴定显示其患有精神分裂症，作案时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，但梁某滢当庭否认患病并辩称“正当防卫”，被害人母亲则坚决反对精神鉴定结论并请求判处死刑。一审判决明确否定了“正当防卫”辩护，同时在认定其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基础上，综合犯罪情节作出死缓判决。这一结果再次引发公众对精神病人犯罪的深度讨论：“部分刑事责任能力”为何不是轻判理由？法律如何平衡惩戒与特殊群体保护的边界？



法律解读：精神病人犯罪的责任边界


1. 绝非 “患病即脱罪”，关键看作案时的辨认控制能力 

我国《刑法》第十八条明确划分三种责任情形： 

• 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：不能辨认或控制自身行为时犯罪，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，不负刑责，但需责令家属看管医疗，必要时政府强制医疗； 

• 完全有刑事责任能力：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犯罪，需负完全刑责； 

• 限制刑事责任能力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能力时犯罪，应负刑责，但可从轻或减轻处罚。

 

本案中梁某滢被认定为“部分刑事责任能力”，即属于第三种情形，但法院最终仍作出死缓判决，正是体现了“从轻处罚并非必然”的司法原则。法院明确指出，梁某滢无故滋扰他人住宅安宁，持刀故意杀人致被害人死亡，犯罪情节极其严重，虽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，仅依法予以适度从轻，而非大幅减刑。这一裁判思路清晰传递出：精神疾病不是犯罪的“免罚金牌”，刑罚轻重始终以犯罪事实、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为核心依据。 

2. 司法鉴定是核心：不仅看是否患病，更看作案时状态 

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是界定责任的核心环节，其核心不仅是判断“是否患病”，更是精准认定“作案时的认知与控制能力”。结合2025年6月实施的《法医精神病鉴定精神检查规范》及2024年最新司法实践，当前鉴定已引入脑电波图谱比对、AI微表情分析等技术手段，通过回溯案发过程、核查作案预备行为（如通讯记录、携带凶器情况）等综合判定，大幅提升了鉴定精准度。本案中，法院采信鉴定结论的同时，未忽视梁某滢此前多次滋扰他人的一贯表现，进一步佐证其作案时仍具备一定认知能力。

 

值得注意的是，若有人故意伪装精神病逃脱罪责，一旦查实鉴定失实，将重新追究刑责；强制医疗的解除也需经法院批准，检察院全程监督，防止 “脱管” 风险。 

3. 民事赔偿不可免，监护人与相关机构需担责 

即便精神病人不负刑责或仅负部分刑责，其监护人仍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，赔偿资金优先从精神病人财产支付，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补充。若监护人未尽到监护义务，需承担相应责任；若相关机构存在过错（如托养机构监管失职），也需按过错程度担责。

 

此外，面对精神病人的不法侵害，受害者可实施必要限度的正当防卫，法律并未限定防卫对象必须是理智健全者。



延伸思考：从个案到社会，如何防范风险？




本案悲剧的发生，更暴露出精神障碍群体监护缺位的社会隐患。法院审理查明，梁某滢此前已多次出现异常行为并被报警，民警已明确要求其家人严格管理，但家人未能有效约束，最终导致恶性事件发生。这一细节印证了，精神障碍群体的管理不能仅依赖家庭自觉，更需要制度层面的协同发力。

 

根据《精神卫生法》，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有伤害自身、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危险时，相关方应立即制止并送医，但需经监护人同意方可住院治疗。这提示我们：

 
• 家庭层面：正视精神疾病，摒弃 “病耻感”，早期发现异常及时送医，切实履行监护责任；

 
• 社会层面：完善精神障碍群体关护体系，强化社区干预、医疗资源供给，形成家庭、政府、社区的协同合力，从源头减少风险。

结语


成都女子家门口遇害案的一审判决，为精神病人犯罪的司法认定提供了清晰范本：法律既不纵容“以病脱罪”，也不忽视精神障碍群体的特殊状态，而是以“犯罪情节为基、责任能力为据”作出精准裁判。


从个案到社会治理，这起悲剧更提醒我们：精神障碍群体的关护需要家庭履行监护责任、社区强化干预排查、司法完善鉴定机制的多方合力。唯有如此，才能既守住法律的公平正义，也筑牢公众的安全防线，让类似悲剧不再重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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